2023年6月2日，华东理工大学“陇上・人文讲坛”成功举办“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实践经验”系列讲座第二讲。本次讲座邀请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为主讲嘉宾，以“乡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——来自义乌的启示”为主题，深入探讨了义乌发展经验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。讲座由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与出版社联合主办，华东理工大学奥利弗・哈特合同与治理研究中心协办，商学院吴玉鸣教授主持，30多位校内外师生及学界同仁参加讲坛。

一、乡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土壤：从理论反思到实践洞察

张乐天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，强调“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”必然与乡村、农民、农业紧密相连。他指出，传统学术视角中“村落陷阱”理论认为乡村是现代化的阻碍，但义乌的发展奇迹颠覆了这一偏见。通过对义乌的长期调研，张教授发现，乡村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“群众基础”和“文化渊源”，更蕴含着内生的发展动力。

他以义乌为例，分析其从“全国最贫困县”到“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北上广”的蜕变历程，指出义乌的成功源于农民在生存压力下形成的“仁爱与合作”“勤劳坚韧”“创新精神”等价值观，以及村落共同体中孕育的社会资本。这些内生动力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机遇中被激活，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。

二、义乌经验的核心：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

张教授将义乌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（1980年代初）：乡村传统的“肯定式采借”

农民将村落中的血缘地缘合作网络平移到工商业实践中，依靠家族纽带和乡土信任起步，形成“前店后厂”的小商品经营模式。此时，勤劳节俭、互帮互助的传统价值观成为创业基石。

第二阶段（1990年代-2000年代）：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调适

随着企业规模化，村落的等级秩序、人情模糊性与现代契约精神产生冲突。义乌企业家经历了“与传统关系切割”的阵痛，如家族企业改制、规范财务制度等，最终建立起“契约+人情”平衡的管理模式。

第三阶段（2010年代至今）：内生动力与制度创新的协同

政府通过“无为与有为”的辩证策略，既释放市场自由（如早期“四个自由”政策），又在关键节点介入规范（如打击假冒伪劣、建立行业协会）。同时，义乌主动搭建国际化平台（如设立海关、中欧班列起点），将本土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。

张教授特别强调，义乌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“国家制度赋能”与“农民内生动力”共振的结果。毛时代建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、基层治理体系，为改革开放后土地集约利用和产业集群发展奠定了基础；而改革开放后的政策松绑，则让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得以迸发。

三、学术对话：从义乌经验到乡村振兴的深层思考

在互动环节，听众就“乡村振兴的普适性路径”“东西方现代化逻辑差异”“质性研究的代表性问题”等展开热烈讨论。

•      针对“义乌经验能否复制”的提问，张教授指出，义乌的独特性在于其“精耕农业传统催生的生存智慧”与“沿海地缘优势”的结合，但各地可借鉴其“激活内生动力+政府精准赋能”的逻辑，而非简单移植模式。

•      谈及乡村空心化问题，他建议超越“一村一策”的局限，从城乡融合视角重构资源配置，避免盲目投入造成浪费。

•      对于学术研究方法，他强调质性研究需通过“理论浸润”与“实践对话”提升抽象能力，避免陷入数据或个案的表层描述。

吴玉鸣教授在总结中指出，张乐天教授的研究打破了“西方中心论”的学术惯性，以扎实的田野调查揭示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潜力。他呼吁学界关注实践中的鲜活经验，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现实需求结合，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、社会学理论贡献力量。

四、结语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把握中国道路

本次讲座以义乌为切口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与独特性：它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，而是传统与现代、国家与社会、制度创新与内生动力相互激荡的产物。张乐天教授的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国乡村转型提供了新范式，更启示学界：唯有扎根中国大地，直面实践中的真问题，才能提炼出解释中国、贡献世界的学术思想。

据悉，“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实践经验”系列讲座后续将围绕产业升级、城乡融合等主题继续展开，持续推动跨学科对话与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建构。